春天是什么颜色的

大众文化其实是一盘好菜，以前不吃是因为它太贱了，现在是年轻一代要求文化产品解决他们的焦虑，让他们觉得生活还有希望，所以《花千骨》、《煎饼侠》和于丹更受欢迎。

有鲁迅的时代不只有鲁迅，这是鲁迅能够产生的前提。我们的时代不仅需要鲁迅，更需要一场“新新文化运动”。若真如此，我们收获的将不止一个“新鲁迅”。

专业批评应该一直有存在，文化批评的价值就是参与社会建设。全是正能量反而是一种负能量、没希望，如果大家都在批评那就还是很有希望的，说明大家有期待。

中国人不接受真正的文化批评，一个是编辑的问题，一个是大众的问题。文化批评是手术刀，需要哲学理论、专业知识，好的点出来，坏的也要点出来，走极端不是批评。

这是一个没有鲁迅的时代，也没有人能够成为鲁迅。可是我们真的不再需要“鲁迅”了么？新的时代背景下，专业批评家们将通过何种方式来掌握时代精神？如何重拾批评家的尊严？没有鲁迅的时代，批评又该去往何处？9月26日，朱大可，王晓渔，马小盐，三位批评家与您相约上海季风书园，一起谈谈我们时代的文化批评。

《洞见》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的面向，借巴金的话说就是“众声喧哗”。社会需要的不是一个伟大的声音，而是我们自己的声音，文化批评最大的意义，就是让各种声音众声喧哗，公众能够自己进行自由选择和判断。我们所思所言的疆界，有时代表着我们自由的疆界、生命尊严的疆界。

《洞见》这本书没有叫“文艺批评”，而叫“文化批评”。它不走狭隘的文艺路线，而将视野放大到涉及文化的各个领域，方方面面。我十分欣赏《洞见》的一点，就是凤凰文化请了每个领域里浸淫既久的人聊各自领域的事。这里面既有早已成名的，也有初崭露头角的。凤凰文化既不唯资历是论，又不排斥资历，一切以是否有见地、能洞察入微为鹄的。这就是它高出朋友圈里成天刷屏的外行批评的地方。

中国的儒家文化虽然曾经相当强大，其蔓延面在空间上仍然有限，中国要在文化上击破美国文化的垄断，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模仿的文化大国，路途还十分遥远。与此同时必须要根除文艺现状中的病症，并就“文艺复兴”与“新文化”两条道路做出认真的研判和选择。

中国人怀念高仓健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，显现了中日关系中长久稳定的一面。高仓健带给中国人更多的是对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美好“新时期”的怀念。而张艺谋回忆高仓健“士之德操”引发热议，则让人看到了久违的“克己复礼”，也代表了国人对道德现状的不满和对君子式道德精神的共同怀念。

作为一个曾经热爱过海子，热爱过海子写下的麦子、土地、风的80后诗人张杭表示：某种程度上，海子是单一的天才，开启了现代汉语音乐性的真正自觉，繁衍着一个因个人化而无限丰富的语调和音乐世界。而如何超越海子，这件事还没有完成。

抒情、道德化、自我感动的于丹式“心灵鸡汤”大行其道，与当下公共生活和文化产品受到严格过滤有关。“心灵鸡汤”已成为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，其核心是鼓励个人不要介入公共生活，并使得个人与权力保持顺从和润滑的关系。

沉寂许久的柴静推出雾霾调查纪录片《穹顶之下》，一时间播放惊人。与此同时，网上掀起有关柴静此举动机和私德的讨论更是铺天盖地，柴静再次陷入舆论漩涡。面对公共议题，中国人通常并不就事论事，而是一贯对别人进行道德评判甚至人身攻击，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舆论雾霾和言论痛殴，其实是中国特有的阶级斗争遗毒和病态话语污染。

在人们谈论他们相异性的同时，恰恰忘掉的是他们的同一性：他们是时代的宠儿，是这个半威权半消费社会，三十余年来同一个经济之躯上并蒂莲般盛放的两张脸。

无论怜悯还是幸灾乐祸的人，都同时一起被时间改变着。在这个资本收买一切的环境里，老炮们几乎无一不在大众文化的浪潮中参与着演出，他们都伪装起愤怒，与时代共谋，因为真正愤怒者是不上台面的。而窦唯是选择不动心的精神生活服膺者，他当然不符合大众娱乐化、快乐化、可量化的标准，大众是害怕做成功学意义上的失败者的。也许在对窦唯的长吁短叹中，看到的是我们自己无法选择的人生。

文艺加理工的优良素养、直男的美好生活、空灵的歌声和天生的幽默感，加上亲切俊秀的颜值是李健得以走红的原因，既满足了女性审美，也不会招来男性的嫉妒。比赛中的李健如同山珍海味间的一道清淡小菜，开胃爽口。只是长食无趣也不可能成为主食，李健音乐的优点恰恰也是他的缺点，更无法就此真正使小众民谣变成大众所爱。当李健成为大众偶像时，也就再也无法适用于小资和文艺青年们彰显独特品味、区别主流审美的本质需求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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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两性关系之中有一条隐秘的规则，即女人只敬男人的钱，男人只敬女人的色，社会对男性的主要诉求是以权力和金钱为硬标杆的成功，男人在家庭中往往既是暴君，又是拒绝长大的孩子，讲究形象美的“暖男”只是软弱的代名词；对女人的要求则无比纯粹：你的美要配的上他的钱，“女强人”就像变性人一样被中国价值观唾弃。美丽一旦成了消费品，男人在供需市场上就占有绝对优势。